1970年47岁王进喜患胃癌死前把300元交弟弟：你替我尽孝咱妈

  1959年9月26日，就在十年国庆前夕，以黑土地著称的东北黑龙江传来了喜报：在安达县大同北面高台子附近的“松基三井”喷出了工业石油。消息传到北京，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十分高兴。

  当时，正值国家准备建国十年大庆期间，有关部门提议，这块新发现的油田正好可当作国庆节的献礼。于是，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，这块油田被命名为“大庆”油田。

  众所周知，石油被称为“工业的血液”。它在工业中的重要性是无法替代的，因此，石油也被列为战略储备物资。

  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面对国家建设急需石油的燃眉之急，全国各地的几万名职工和3万名转业官兵，在国家的统一调度下来到了大庆，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、艰苦卓绝的石油大会战。

  1923年10月8日，王进喜出生于在陕西省大荔县一户贫苦的农民家。父亲王金堂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庄稼汉，母亲何占信是位朴实善良农村妇女。在王金堂四十岁那年，王进喜呱呱坠地了。王金堂中年得子，格外高兴。于是，他给这个刚出生的小儿子起了个喜庆的名字——“进喜”。意思嘛，也简单直白，就是想让这个贫苦的家和儿子将来能多添些“喜气”，过上喜气洋洋的好生活。

  不久，王金堂举家迁往了甘肃省玉门县赤金乡。在那里，王金堂用从前做“脚夫”积攒下的钱买了六亩薄地。从此，王进喜全家就在甘肃省玉门扎下了根。王金堂守着这六亩薄地，春种秋收努力地耕耘着，他盼望着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。

  可是，就在王金堂对美好的未来充满期待之时，他家附近的一户恶霸地主觊觎上了王金堂的这六亩土地。地主设下奸计，不但霸占了他家的土地，还硬逼着王金堂按下了手印，打下了一张欠条。王金堂被逼之下，一夜之间哭瞎了双眼。

  为了“偿还” 地主的恶债，年仅七八岁的王进喜就到地主家当起了小长工，负责给地主家放牛、放羊的活计。就这样，王进喜免费给地主家干了七八年的苦活。

  十五岁那年，王进喜离开了村子，他孤身一人来到了玉门油矿，做起了一名小童工。

  俗话说：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。也许，正是这苦难的经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，炼就了他刚毅坚韧和倔强不屈的性格。

  1949年秋天，打垮了“马家军”，玉门也迎来了解放。此时，二十几岁的王进喜已经是一名有着已十年钻井经验的“老石油工”了。

  不久，王进喜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。领工作服的那天，他高兴地对工友们说：“伙计们，过去我们给地主老财采油，他们对我们不是打就是骂，还变着法地克扣工钱。如今，油矿是国家的了，我们也成为国家的人了，大家伙可要拼命干啊！”大家都点头称是。

  王进喜说到做到，脏活、累活他抢着干，加班加点对他来说那是常事。王进喜的表现，组织上看在眼里。1956年4月29日，王进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。

  入党后，王进喜的干劲更足了。哪里有困难，哪里就有王进喜的身影。不久，王进喜就担任了“贝乌”（苏联进口的一种钻井机）5队的队长。王进喜虽然担任了队长，可是他始终奋战在工作一线。每天，他都和钻井工人们一样站在钻井平台上。他积极做出响应国家的号召，喊出了“月上千，年上万，祁连山上立标杆”的劳动口号。在他的带领下，“贝乌” 5队上下全体同志鼓足的干劲，连破钻井进度的历史记录，直至创造了单月钻井5009.3米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。喜讯上报到石油工业部，当时的部领导和康世恩都特别高兴。在一次表彰大会上，两位领导把一面绣着金字“钻井卫星”的奖旗颁发给了王进喜。同时，贝乌5队被命名为“钢铁钻井队”。

  王进喜的优异表现是有目共睹的，他先后被评为甘肃省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。

  1959年，王进喜作为工人代表在北京出席了全国工交系统群英会。会后，被邀请登上了参加了国庆观礼，受到毛主席等人的亲切接见。当毛主席和他握手的那一刻，王进喜激动万分。他在毛主席面前立下了誓言：“多出油、出好油，早日摘掉中国‘贫油落后’的帽子！”

  此时，王进喜已经得知了大庆发现大油田的事情。他回到玉门后，立即向组织上写了一封请战书，表明了参加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的决心。

  1960年3月，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（原贝乌5队）从玉门日夜兼程奔赴大庆，参加了著名的大庆石油会战。火车刚一靠站，王进喜带领队员就直奔井位而去。

  当时，大庆还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荒地。3月正是东北最寒冷的季节，广阔的黑土地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，在这样的气候和环境下，钻井队的后勤给养供应十分困难。

  即便是这样，王进喜早已顾不上吃饭、住宿的事情了，他跑到调度中心，急切地询问钻机到了没有？何时可以开钻？

  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被王进喜这种忘我的工作热情感染了，他们紧急联系铁路的货物运输部门，把1205钻井队的钻机优先卸了车。可是，卸车的地点离井位还有一段距离。当时，既没有吊车也没有货运汽车，几十吨重钻机搬运起来确实是一件难事。可是，王进喜一刻也不想等了。他号召全体队员采用“老办法”：在白皑皑的雪地铺上了一层木板，木板底下垫上几十根碗口粗的钢管当滑轮，这样，一个简易的滑板车就做成了。他们把设备放在木板上，前边的人用大绳拉，后边的人用撬杠撬。就这样，王进喜他们硬是靠着人拉肩扛的方式，仅用7天时间，就把40米高的井架竖立在井位上。

  一次，王进喜在搬运设备时右腿被砸伤了。他强忍着疼痛笑着对大伙说：“咱们石油工人也要学习‘轻伤不下火线’的精神！”他一边说着一边还是在井台上坚持工作。

  这时，井口突然发生了井喷，油水伴随着泥浆向外喷涌而出。王进喜赶紧指挥井台上的工人师傅们“压井”。 可是，当时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，王进喜决定用水泥代替，由于当时泥浆池内没有搅拌机，导致水泥不能与泥浆快速地融合，这样就无法沉入池底。王进喜见状，他不顾腿上有伤，带头跳进泥浆池里用身体搅拌，其他的队员也纷纷跳入井中，搅拌泥浆。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苦战，最终制服井喷，保住了油井和钻机。

  当队友们把浑身湿透了的王进喜送回驻地时，正好赶上一位老大娘来给队里送鸡蛋。这位老大娘平时就认得王进喜，这次看见王进喜摇摇晃晃、一瘸一拐的样子，她心疼地说：“王队长就是个铁打的人啊！”

  就这样，王进喜“铁人” 的称号在大庆油田被叫开了。后来，时任石油部长得知后，他高兴地对广大石油战线的干部职员们说：“我们石油人就是要学习王进喜的‘铁人’精神，争取人人做铁人、人人争先进！”

  王进喜把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了，可是他自己家里的日子却过得很紧巴。此时，王进喜一家老少三代共计七口人，可是分配到的“干打垒”房子只有15平方米，大屋 9平方米，小屋6平方米。全家七口人就挤在这逼仄的空间里，每当吃饭时，孩子们就会端着碗跑到院子里吃，而碗里也总是盛着白菜疙瘩汤，天天如此，几乎没换过样。

  邻居们很奇怪，按理说，石油工人的收入在当时来说是比较高的，特别是像王进喜这样的大队长级别的干部，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有一百四五十块钱，这些钱在那个年代养活一家子还是卓卓有余的。

  后来，有好奇的邻居大姐询问了王进喜的女儿，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。原来，钻井队的食堂和钻井平台距离较远。当时，钻井队的车辆很少，平时又拉设备又负责送饭。有时，汽车拉设备没有赶回来，这样就会耽误钻井平台上作业工人的饭点。于是，王进喜就借钱自费买了一辆125 型摩托车，有时候，当汽车打不开点时，他就会骑着摩托车先送去一部分伙食饭。由于买摩托车的钱是借的，所以，王进喜每月扣下一百元工资还款，剩下的钱用来生活，因而，日子过得就有些紧巴了。

  后来，组织上考虑到王进喜的困难，就给他配了一台美式吉普车。王进喜根据队里真实的情况，经常用它给作业平台上送料、送饭，他自己却很少用。

  当时，很多钻井工人的家属都已经转成了油田的正式职工，而王进喜的爱人却一直是一个“临时工”，主要的工作就是烧锅炉、喂猪、干杂活。为此，他的爱人也曾向他发过牢骚。每次，王进喜总是这样说：“老伴儿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可是，谁让我是队长和劳模呀！咱不吃亏谁吃亏呀！”

  由于工作成绩突出，王进喜先后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副指挥、大庆革委会副主任。

  1969年4月，党的“九大”在北京召开。王进喜作为大庆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，并当选中央委员，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。

  这次，是王进喜第三次见到毛主席了。毛主席握住王进喜的手高兴地说：“都说你是‘铁人’，我看此话不假，你的身体壮实得就像一块铁哩！”

  其实，王进喜的身体外表上看似壮如牛，实际上，由于常年在野外钻井作业，饥一顿饱一顿是常有的事，再加上他常年劳累过度，他患有严重的胃病。

  一次，他外出开会。胃痛得使他昏了过去，随行的同志把他送进了北京的301医院，经专家检查后确诊为胃癌。

  1970年的国庆节，王进喜再次来到北京，他抱病坚持参加国庆观礼。这时，他的病情加重已经到了胃癌的晚期阶段。

  此时，王进喜已知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了尽头。可是，他对生死看得很淡。在他的心里，装着的永远都是钻机和石油，还有那些和他一起摸爬滚打过来的老伙计们。

  临终前，王进喜做了两件事：一是对大庆油田工会主席韩忠全做了两项交代：一是要在汽车站旁边盖一座候车室，大庆的冬天太冷啊！要让上下班等车的有个歇歇脚、暖暖身子的地方；二是组织上给我补助的300元钱我不能要，我不困难。另外，还有两位同志送来的各100元钱，我也不能要。现在请你一并带回去吧！

  交代完了工作上的事，王进喜又把弟弟王进邦叫到病床前。他强忍着剧痛，从枕头下拿出了一个小布包。他哆嗦着手打开布包，指着里面的钱说：“好兄弟啊！这是300元钱，是我和你嫂子平时积攒的，看样子我是不行了，你把这钱留着，以后就替我对咱妈尽尽孝心吧！”

  1970年11月15日23时42分，王进喜因医治无效不幸病逝，享年47岁。18日，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向王进喜同志的告别仪式。